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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析中介

发布时间:2018-12-04 08:51:08
來源:廣州審計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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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紅


中介服務是指爲交易活動提供咨詢、價格評估、經紀等行爲的總稱。主要包括會計評估類、工商稅務代理咨詢類、專利商標代理類、商貿信息咨詢類、房地産中介服務類、金融保險證券中介服務類、企業管理工程管理服務類、科技中介服務類、法律公正服務類等服務類型。近年來,隨著一些案件的查處,一些中介組織充當第三方參與權力尋租活動,幹擾了正常的行政管理和市場經濟秩序,造成國有資産損失的問題浮出水面。筆者從實際工作經驗出發,對審計中發現若幹“中介服務”問題進行梳理,分析出該類虛假中介業務的特征及成因。

一、介入交易事項大多涉及“公權力”

部分中介組織利用自身掌握的資源或人脈,介入是原本可以按照正常程序開展的行政審批、工程招投標及證券發行上市等活動,協助取得項目或資金,並未提供實質性服務卻收取“顧問費”、“咨詢費”等。

如在某專項資金審計中發現,原某部委幹部吳某成立兩家民營企業,利用其工作背景,以合作編制申報材料、提供技術咨詢服務等名義,“協助”全國數百家企業獲取專項資金,涉嫌非法收取“咨詢費”數億元;又如在某國企申請投標某建設項目過程中,私營業主鄭某以幫助該國企中標爲由,按標的金額的3.3%收取“中標介紹費”。該國企中標後,通過僞造印章、假冒簽名等方式,編制虛假合同及工程結算單、材料發貨清單,共向鄭某控制的公司支付“中標介紹費”數千萬元;再如某國企高管李某在承攬某公司債券承銷業務時,在已簽訂承銷合同的情況下,謊稱該類業務需要公司同時與第三方簽訂財務顧問協議,致使該國企向李某控制的第三方公司支付“顧問費”數千萬元。

二、服務內容不實收費標准隨意性大

部分中介機構出具了專業鑒定或咨詢報告,但其內容均爲虛假;其余中介機構均是利用其掌握的關系網充當掮客進行所謂的“協調”關系,有的甚至是虛構服務事項。

如嘉某公司等4家中介機構爲6家公司出具與事實不符的稅務鑒證報告,按涉稅金額7%的比例收取“中介費”數千萬元,致使某稅局違規審批造成稅款流失數億元;又如某國企高管李某在負責承攬8家企業債券發行和公司上市過程中,聲稱必須利用中介方“關系資源”才能承攬項目,致使該國企與並未提供中介服務的兩家民營企業簽訂合作協議,支付中介費數千萬元。

此外,中介費用的收費標准不固定,從3.3%至40%不等,或由雙方約定價款,有的收費標准明顯偏高,與其提供的服務內容極不相稱;如原某部委幹部吳某在提供所謂的技術咨詢服務時,僅花1萬元從其他機構購買可研報告,卻按照委托企業獲取財政專項資金30%至40%的比例收取“咨詢費”。

三、中介費用多被轉入個人賬戶或大額提現

中介機構操作的靈活性使其成爲了權利尋租的經紀人,通過形式上的中介服務掩蓋實質,爲違規操作和權錢交易披上了貌似合法的外衣。

中介機構在收到相關費用後,通常會轉入民營企業或個人賬戶,而且往往采取大額提現的方式,給審計取證帶來障礙,審計很難進一步揭開“中介費用”背後更深層次的腐敗問題。如原某部委幹部吳某非法收取“咨詢費”的案例中,有數億元轉入吳某及其關系人控制的幾十個個人銀行賬戶,資金在這些賬戶之間來回倒騰,其中數千萬元現金被提走,去向不明;又如在某國企爲承接某建設項目向民營企業及個人支付近億元“投標保證金”中,全部保證金均轉入某民營企業,後又轉入個人銀行賬戶,去向不明。

上述問題産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行政管理和國有企業的一些“公權力”操作未能實現公開透明,信息不對稱,給這些“掮客”從事不法活動提供了可乘之機。二是涉及中介活動的許多領域缺乏明確完整的立法規定,對中介組織及民營企業參與公權力的領域、程度和邊界界定不清,對第三方參與商業賄賂的認定和懲處法規不明確,違規成本較低。三是中介市場混亂,中介組織與一些政府部門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往往謀求以背景關系、影響公權力運行爲競爭優勢,習慣于依靠公權力而不是以法規制度明確的方式來解決公共事務和經濟事項。此外,以“中介服務”名義實施商業賄賂,涉及第三方,隱蔽性強,查處難度較大,使不法分子存在僥幸心理,導致該類犯罪事件多發,甚至成爲某些領域的“潛規則”。

審計人員在履行審計監督職責時:一要加強對行業及被審計單位的了解,熟悉行業“規則”及被審計單位業務操作,找准業務核心及關鍵點;二要對被審計單位的中介服務費用進行梳理,調閱相關合同、成果報告等資料,了解中介服務收費標准、實質性內容、服務成果等情況;三是針對重大事項,進行延伸外調,核實服務事項等內容和細節;四是加強與其他部門的協調與配合,加大對此類案件線索的揭露和查處力度,促進中介回歸中立。


(作者单位:廣州市審計局电子数据审计处)